驾驶舱内的“系统工程师”：一位飞行员对航空安全底层逻辑的追问

在浙江长龙航空的飞行准备室里，机长赵冰正与副驾驶协同核对当日的飞行计划。电子飞行包屏幕上，航路天气、机场通告、飞机性能数据不断滚动。对于这位拥有超过十年飞行经验、却始终带着工程学位背景审视驾驶舱的飞行员来说，这份日常简报不仅是任务清单，更是一个复杂系统在特定时空下的初始参数集。“每一次飞行，都是一次系统工程的小型实践，”赵冰在航班间隙接受专访时说道，“我们输入计划、环境变量与操作指令，系统输出飞行的安全与效率。而我的兴趣在于，如何优化这个系统本身，尤其是那些隐藏在标准程序背后的‘隐性逻辑’。”

自2020年加入浙江长龙航空以来，赵冰驾驶空客A320系列飞机执飞了数百班国内干线航班。与以往在货运航空的经历不同，高密度、高频次的客运运行让他对“系统性风险”有了更细微的体察。他举了一个例子：在雷雨季节，空中绕飞决策不仅关乎当下天气规避，更会连锁影响后续航班的机组值勤时间、飞机周转乃至整个网络运力调配。“飞行员是运行链条的末端执行者，也是压力最直接的承受者。许多系统性摩擦，最终都会在驾驶舱这个界面显现为决策负荷的增加或安全裕度的衰减。”赵冰认为，传统安全管理的焦点往往放在事后的异常事件分析上，而现代航空安全工程的前沿，应当是如何在事前通过系统设计，消解这些摩擦，让安全变得更“从容”。

这种视角源于他独特的背景。毕业于中国民航大学飞行器动力工程专业的他，始终保持着工程师式的剖析习惯。在长龙航空的日常飞行中，他不仅完成标准的操作程序，更有意识地观察、记录各类系统交互的细节——飞行管理系统(FMS)的航迹预测与实际空管指令的偏差、自动驾驶在不同气象条件下的模式转换逻辑、甚至机组与签派之间信息传递的效率和保真度。“数据是系统运行的语言，”赵冰说，“但现在很多数据是沉睡的。比如QAR(快速存取记录器)数据，它详尽记录了每一次飞行的上万个参数，但目前的分析大多聚焦于已发生的超限事件。我们是否能用这些数据，去构建更精细的‘系统健康模型’，甚至预测性地识别某些性能衰减或交互脆弱性的趋势?”这些思考，他已开始利用航后时间进行初步的梳理和建模尝试。

将工程思维带入驾驶舱，也让赵冰对“人为因素”这一安全核心有了更深的工程化理解。他特别关注疲劳风险的管理。“现行的法规对执勤期和休息期有严格规定，这是重要的基础。但疲劳是生理、心理、任务负荷和作息节律的综合函数，存在个体差异和动态变化，”他分析道，“能否结合生物数学模型、历史排班数据和实时监测技术(如眼动追踪的潜在应用)，开发更智能的疲劳风险预警与排班优化系统?这不仅是管理课题，更是一个典型的人因系统工程课题。”在长龙航空期间，他已就相关议题与公司的安全管理部门进行过数次探讨，并尝试提供基于自身飞行观察和数据记录的建议框架。

在赵冰看来，中国民航业正处于从“规模发展”向“质量与效率驱动”转型的关键期，这为安全工程创新提供了巨大空间。“我们的运行环境复杂、航班量巨大，这本身产生了海量的、极具价值的运行场景数据。这是打磨下一代航空安全技术的‘富矿’。”他相信，未来的安全突破将依赖于飞行一线经验与数据科学、系统工程方法的深度融合。飞行员不应仅是系统的使用者，更应成为系统改进的“需求定义者”和“协同设计者”。

“安全没有终点，”赵冰望着窗外即将执飞的飞机说道，“它是一场永不停歇的系统优化过程。作为一名飞行员，我能直接感知到系统的‘脉搏’;而作为一名受过系统训练的工程学习者，我总忍不住去想，脉搏背后的血液循环系统，能否设计得更强健、更智能。”在浙江长龙航空的航班上，赵冰继续着他双重的旅程：一次是驾驶飞机穿越天际，另一次，则是在思维中构建着更安全、更可靠的未来航空运行图景。（王晓云）